中日医疗现状对比

随着医疗知识的普及、健康意识的提高，许多国人奔赴日本已不仅仅局限于旅游和购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身体康养，选择赴日体检和疾病治疗。日本属于发达医疗体系，中日之间有一定的差异。

日本凭借其在精密仪器领域的超强研发能力，拥有着世界顶尖的医疗器械装备。日本精密体检做得好，体检设备先进，仪器精密度高，对癌症等重大恶性病症的早期筛查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可以未病预防和早期发现各类重大疾病。加上“早发现、早治疗”的日式医疗理念的倡导，日本癌症的5年生存率远高于我国。日本的癌症5年生存率[1]为62.1%，远高于中国的40.5%[2]，即便中国与10年前相比已提高10个百分点。

而在中国，“不生病不上医院”的保守理念影响，体检中发现癌症肿瘤普遍已是到了晚期，这无疑加大了癌症治疗痊愈的难度以及患者的心理负担。高端检查仪器的严重不足、未病预防水平低，使得癌症成为中国国民健康严重威胁之一，近些年更是朝着低龄化趋势发展。

日本国在疾病，尤其是死亡原因分析方面由厚生劳动省定期发布报告，进而给相关决策机构，医疗机构，制药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等提供依据。人总有一天会因某种原因死亡，多数以疾病的方式体现，在生命表上计算某年龄段的人将来会因何种死亡原因死亡，以概率的形式表示的是死因别死亡概率。

下图为最新一期公布的《死亡原因概率[3]（主要死因）（2019年）》

从2019年（令和元年）死因的死亡概率来看，0岁的男女恶性新生物肿瘤最高，其次是男性心脏病、肺炎、脑血管疾病、女性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肺炎。65岁的男女与0岁相比，恶性新生物“肿瘤”的死亡概率较低，心脏病及肺炎的死亡概率较高，75岁及90岁的男性更倾向于这种病症。与前一年相比，恶性肿瘤的死亡概率男女都在0岁时下降。

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疾病以及肺炎的各种死亡概率在0岁、65岁、75岁及90岁的所有年龄段，男女都在下降。“恶性新生物＜肿瘤＞、心脏病及脑血管疾病”的死亡概率与前一年相比，0岁、65岁、75岁及90岁的所有年龄段的男女都有所下降，这是自平成15年调查开始以来首次出现，男性的0岁死亡率低于5成。也就是说在日本各届的共同努力下，这些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诊疗都在进行持续的改善提升。

国内大医院就诊看病，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医院人满为患，凌晨挂号，候诊人多，想看专家号更是难上加难，病人入院后无法得到专门的悉心照料。

好的医疗设备、经验丰富的医生、齐全的药品储备都集中在大医院，医疗资源分配的相对不均衡，导致了在中国看病，无论大病小病，大家都选择前往大医院检查和治疗，北京和上海的集中效应尤为明显。

而在日本看病，从日本医疗制度，国民健康保险和医疗财政等角度来看，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优势局面。

1. 日本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历史性作用

国民健康保险作为日本“全民皆保险”制度的基础，在1961年即完成了国民皆保险的体系构建。经过近60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面向工薪阶层的的职域保险和面向农民和个体工商户的地域保险两大独立的医疗保险体系。

通过上图[4]可以看出，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有4个特点：

（1） 保障非常全面，大宗的年金、医疗、看护等能保皆保；

（2） 保险金和财政税费加上资产收益支撑社保体系；

（3） 以工薪阶层（被雇佣者）为对象的职域保险（健康保险、厚生年金）和以个体经营者、农业者、高龄者等为对象的个体经营者等集团（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养老金）的2个制度构成。

（4） 国家和地方的城乡结合，社会团体等通力合作的结果。

2. 医疗机构的核心支撑作用

日本有着明确的“分级诊疗”的医疗制度，在医疗保障方面起到核心支撑作用。社区诊所、专科医院和大医院各有分工。大医院则将工作重心放到需要专业技术的急救、住院医疗和先端医疗领域。社区诊所和专科医院负责初诊和病情稳定患者的长期后续治疗。这有利于缓解大医院患者多、排队时间长、医疗负担重的问题，也有利于保证大医院将精力投入到疑难重症患者的治疗上来，提高诊治效率以谋求患者最大福祉。

按照《令和元年（2019）社会医疗诊疗行为统计概况》数据，日本拥有医院8284所，诊所80809所，另外还有口腔专科诊所62624所，服务日本全国1.26亿[5]人民。

其中，占比90%的诊所服务了72.93%病患，占比约10%的医院服务了26.58%的病患，形成了良好的分流机制。

2019年日本住院数224.8万，住院率26.4%，在分级诊疗的转诊机制下，基本能够满足应住皆住。

当然，这也跟日本高龄社会的组成结构有一定关系，如上图所示，75岁以上的患者占比达到50%，老有所医。

同期，中国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6]达1007545个，比上年增加10112个。其中：医院34354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54390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15924个。医院在医疗机构总数中占比为3.4%，2019年总诊疗人次中，医院服务了38.4亿人次，占44.0％，对于医院的接待造成不小的压力。

3. 便捷的医药分离模式

日本诊所和医院采用“医药分离”的制度，也为“科学用药、合理用药、安全用药”提供了坚实保障。厚生劳动省报告，2019年日本全国药店数量为56848家，广泛分布在日本各地。这就形成了医师专注于医疗技术本身，而将药品销售交给药剂师的模式，去除了“以药养医”的传统模式。

目前日本的院外出处方率能够能够达到76.6%，详见下图。

独立药店的发展不仅来自政府对药品供应的调控，更在于专门性人才——药剂师队伍的发展壮大。

所有药剂师都需要经过大学药学部以上专业培养，并通过考试持证上岗。有了这些高度专业性的药房和药剂师，患者就没有必要特意去医院划价取药，直接在离家最近的药房取药即可。

除了先进的医疗仪器和治疗技术，医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其实是由“人来决定的。

日本医学界一直本着“一切皆为患者”的高标准高准则，让患者的身体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也让患者的心理状态也得到更好的照顾。日本护士的微笑服务享誉世界，从陪同检查、注射给药，到日常护理，再到心理辅导，每一环节都尽显医疗服务上的人文关怀和体贴，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医患关系相对国内来说更为缓和的原因之一。

高素质的医生队伍，直接提升了日本医疗行业的水平。较高的职业准入门槛，严格的职业考核制度，就是为了确保从事医疗工作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专业可靠的医术精英。

仅就医生职业资格考试来说，日本的医学生要经过6年的专业学习才有机会参加考试。放射检查、超声检查、微生物检查、血液检查、理疗复健等，都分别设立了对应的职业准入制度，从事该医疗领域的人需要定期通过资格考试。对于医疗保险管理、病历管理等医疗事务性工作，也有着专门的从业资格认证。日本医生的透明监管机制，也促使其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下图是中国的医生专业资格任职的大概过程，一般本科医学生5年制学习，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后可以参加临床工作，在专业晋级过程中三级跳的每个阶段基本上都是5年一个阶梯，难度上不低，且除了临床工作外，需要完成一定的科研论文。

日本医疗费用，也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日本推行“全民皆保险制度”，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医院，均可享受医药费报销，个人需要负担的费用只占很少一部分比例。在国家许可的项目前提下，还可以享受再生医疗、先端医疗和医药。

这些，都与日本强大的财政支持撇不开关系。日本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4倍，其中很大一部分支持教育和医疗福祉方面。

在日本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共同支持下，日本的科技奖励体系[7]，也有颇多亮点。

日本科技奖励体系既有集中分层，又有多元分散的模式。包括由日本政府提供 奖金，统一开展的奖励活动；同时，由民间团体和企业等自主开展的科技奖励活动也形式多样，范围更加广阔。科技奖励多以科学家为奖励对象，直接奖励个人。

日本科技奖励体系中的国际奖种类众多， 且很多在世界也享有盛誉，具有很高影响力。日本的京都奖、日本国际奖等就是面向全球科学家，且获得以上奖项的科学家中有很多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说明日本科技奖项本身和评审标准等水平都较高，可达到国际水准。

近几年连续有山中伸弥，大村智，大隅良典和本庶佑等4人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进一步鼓舞大家在先端医疗和临床医学等相关学科的积极性。

2020年6月24日，日本 “优衣库”的会长兼社长柳井正向京都大学的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本庶佑、山中伸弥捐赠100亿日元[8]，以支持包括攻克新型肺炎病毒在内的科学研究工作。

优越的医疗制度是基本保证，而对技术和服务永不停歇的专业性追求，使日本在医疗服务方面占据一定的先机。当然，日本的医疗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才到如今的水平，有着庞大人口基数的现阶段中国，想要达到高水准、高服务质量以及均衡的的医疗发展，仍需一定的时间和努力。